今天，我给大家说一个故事。

它大概发生在七、八年前。那时候我的姨妈在铁路医院工作，她是一名护士。她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，与各种弥留人世之际的人们打过太多的交道，生死似乎也已经司空见惯了。仿佛人再怎样努力也是微不足道的，一切早就由天注定。

但紧接着发生的这件事，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观念。也许我们毕生难忘。

那天，在医院主楼的白血病观察室，恰巧同时住进了两个人，都在工作日内由姨妈看护。他们其中一个是个体态丰满的中年男人，腆着啤酒肚，长有一张富态的“国”字脸，皮鞋擦得锃亮，手腕上的金表十分惹眼。可是他苍白的脸色却叫人同情。听人说，他是市内某县城国土局的现任局长。五十来岁，正是如日中天的年纪，他却被查出患上了白血病，这不由得叫人惋惜。

另一个人则看起来与这里格格不入，他黝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佝偻着背，瘦骨如柴，穿着件旧的民工背心，裤子上布满了折皱和水泥，脚上的解放鞋也十分破旧。这副样子，一看就知道是个穷苦的、进城务工的农民工。

上天却安排了生活在社会两个极端的人，住到了相邻的病床上。用老话说，他们都是半截身子入了土的人了。但那位局长也许还是略受天的眷顾，病情稍轻一些。局长苍白的脸上总是眉头紧锁，神情悲伤，对任何人都不予理睬，整天望着天花板聊以度日。也许在他的人生里，辉煌已经到了尽头，如此之大的变故早已将他打击得站不起来了吧。而农民大叔表现得十分开朗，仿佛患病的不是他自己，他的脸还时常乐呵呵，趁着空闲时常常和医生护士们谈天。他每次看见医生来探查病情时，都像小孩一般地问“我啥时候才能出院啊？”

几乎每天，局长的病床前都站着许多来探望他的人。同事、朋友、下属、亲人……各样的人都有，鲜花、果篮、糕点、补品……堆满了他的病床。局长的太太也是一位富态的女人，穿着时髦，打扮得珠光宝气。此时她的艳丽与俗气中也因丈夫的病情而略带着一丝憔悴，染发也遮不住她头上的丝丝白发。也许是家里的突然变故让她心力不支。她常一言不发地坐在床沿，不停地偷偷抹眼泪。

大叔的床前就显得冷清多了。只有他的老妻每天按时送来饭菜，稍稍休息就回去了；偶尔双休日，大叔在县城读书的儿子也会来看看他。儿子来时，大叔总是撑起身子，显得很硬朗，还与儿子说说笑笑，仿佛没事一般。

邻床的局长看见了农民大叔的儿子，扭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。听人说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在美国，另一个在新西兰留学。他的儿子们都有了着落，可他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。

局长的面容一天比一天憔悴了，有一天，在探望的亲友离去后，他抓起床边的一束鲜花，用力地扔向了墙角。农民大叔下了床，撑着身子拾起了那束鲜花，将它放在了自己的床头柜上。他对局长说：“挺好的花，扔了多可惜。你不要就给我吧。”那是鲜花，更是生命，他舍不得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终于在一个清晨，人们发现局长走了。走得悄无声息。农民大叔在几个月后，可以勉强出院了。人们都不明白，为什么局长营养条件好，身体好，家里没有一点负担，又那么有钱，最后还是去了。而生活条件差，家庭条件差，经济条件差，什么都差的农民大叔却活了下来？

只有姨妈和几个小护士心里清楚。因为大叔快出院时，他对护士们说：“妹子，真谢谢你们！你们像我的亲人一样，细心地照料我，我感激不尽呀！可我得走了。家里一天没有我都不行的，我那在读高中的儿子不能没了我，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不能没了我，家里的老母亲，也不能没了我。这个家不能没了我，我还不能死。”

局长最终是死了，大叔最终是活了下来。我们不说农民大叔多么有英雄，有多少豪言壮语，但他却获得了命运的青睐，他顽强的活了下来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

支撑他的，是他的心态，不同的心态造就不同的结果。这世间往往是心态决定了人的命运。

(指导老师:汪乐宁)